根据上述案例，《民法典》之后对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融物”属性的审查愈发严格，在出租人未能举证证明租赁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将被认定为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但在具体案件中，关于如何认定相关租赁物是否真实存在的标准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的争议焦点。

关于租赁物真实性的认定标准，上海、天津等地的司法实践也曾分别出台过相关地方性的司法指导意见：

参考上述规定，相较于天津地区的指导意见，上海地区的指导意见更进一步区分了“直租”和“售后回租”不同模式下的证明标准差异。虽然对于审查标准进行差异化处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审判效率，但最近网传的《金融审判纪要（征求意见稿）》中并未作出区分，无论“直租”还是“售后回租”，只提供租赁物交接文书的方式并不足以证明租赁物的真实存在。

根据网传征求意见的观点，在出现相关争议时，融资租赁公司作为出租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亦相对较高。单纯以租赁物交接文书或者相关说明等书面文件不足以证明租赁物真实存在，还需要提供租赁物相关的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发运单证、发票、交接手续等证据。

故而，我们理解无论是“直租”还是“售后回租”交易模式，都应当更加重视租赁物真实存在的审查问题。对此，我们建议出租人在开展融资租赁交易前可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对动产租赁物真实性的审查：

（1）审查租赁物的原始文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发运单证、发票、交接手续、保险凭证、抵押登记材料等；

（2）赴现场对租赁物进行实物检视，并做好现场记录、拍照、录像等证据留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亦可在租赁物设备机身上做好铭牌标签；

（3）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对租赁物权属状况进行核查和登记。

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鉴于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下“融物”和“融资”主体均为承租人的特别属性，实践中出租人并不实际占有租赁物，故应当结合出租人在开展交易时对租赁物真实性的审查情况，若出卖人与承租人联合欺诈并向出租人提供虚假材料，在出租人已尽到前述对租赁物真实性的审查义务，对租赁物不存在之事实并非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其作为“善意”的合同相对方，应当保护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合理期待利益，在出租人未行使撤销权时，作为受欺诈一方有权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相关欺诈主体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此外，对比《民法典》中有着同样融资属性的合同类型，融资租赁的基础在于“租赁物”，保理的基础在于“应收账款”。参考“保理合同”章节第七百六十三条关于虚构应收账款的法律后果的规定，除非保理商明知，否则保理商有权在融资方单方虚构的情况下继续要求其履行保理合同的义务。对此，建议相关金融审判指导意见，对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条款规定亦可参考保理的条款，根据虚构情形的差异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作出更加细致合理的规范。